SOSOTOT蛰伏沙龙

      沙沟非常的出名，比如钱钟书就住在北京一个叫沙沟的地方，比如张承志的《心灵史》中沙沟，比如抗日战争史上相当出名的沙沟车站爆炸案……我所说的不是那些沙沟，而是那个系在水边的沙沟。
      沙沟的发达其实是和解放前的水匪有一定关系的，因为从北边的建湖到南边的兴化，需要的水路正好是两天的路程，而沙沟镇正好居中，是一个水荡深处的小上海。1985年我分配到沙沟时，我们学校正好就在轮船码头附近，晚上在街上走的时候，总是会遇到许多脸色不明的江湖人。前年，我到图书馆查资料，没有想到的是，我居然查到了一个写过沙沟的民国作家，叫做姚民哀，他是民国时期很有名的演述江湖帮会秘史的说书人兼作家，被称之为写尽“三百年来的党会秘密，水旱各路的江湖规矩”，在他的两部有关盐枭的小说中写到了盐城沙沟（当时沙沟隶属盐城），他还写了一大段发生在沙沟的情杀故事。当时我看到这个小说后，很久说不出话来，姚民哀一生在流浪和卖艺中度过，他到了许多地方，也到过沙沟，当初他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上岸的呢？在沙沟又看到了什么呢？又说了什么帮规切口了呢？
      写过《红红的雨花石》的老作家海笑，16岁的时候就在沙沟搞革命工作（后来我查资料，上海诗人罗洛也正在沙沟搞过革命），海笑先生曾经写过一个有关沙沟的有趣的回忆散文，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他和他的同志们只好游过下官河，躲到那边的芦苇荡中，他在文章中说，为了节省衣服，他们都是光着身子把衣服顶在头顶游过去的，等到了芦苇荡中一看，大家都不禁笑了……他们肯定是说了什么笑话的，我们都无从知晓了，那种革命浪漫主义的笑声就这样被那些青青芦苇们听过去了，藏起来了。
南京诗人冯亦同的外婆就是沙沟花姓家的人，冯亦同的母亲张先生在她九十岁的时候写了一本回忆录《烛光》，其中有一大段写到了沙沟的水码头，水码头上买菱角，还有正月里玩花灯的故事，很是感人。南京有个叫赵捷生的作者，经常在报纸上写散文回忆沙沟，沙沟的风俗，沙沟的澡堂，沙沟两大姓，姜姓和赵姓，赵捷生应该是赵姓的一支。我在沙沟的时候，与一个赵姓的老同事非常的要好，有事没事都喜欢到他家，坐在他的老房子里，听他讲沙沟的故事，后来他突然生病去世了，而那些故事还在我的头脑里。还有一位姜姓老教师，特别喜欢种晚饭花，弄得我们学校里全是红的黄的晚饭花，有些晚饭花还开出了特别的花，同是一株，有的枝条开红色的晚饭花，有些枝条上开的是黄色的晚饭花，有些枝条开出的是半黄半红的晚饭花，晚饭花开的时候，我的学生们就被晚饭花的清香浸得通体透明。现在，晚饭花、沙沟故事和那些麻石板一样，已经昔日不再。
      我在沙沟的时候，很多诗歌方面的朋友都不辞劳苦，来到沙沟看我，也许是偏僻的沙沟给他们的印象太深了，他们回去都写了有关沙沟的文章，写得都很美，我很感谢他们，友谊和诗歌，都是青春时代的记忆啊，想当初多愁善感的我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晚饭过后一个人穿过怒放的晚饭花，穿过沙沟，穿过田野，走到架在下官河上的大桥上，然后伏在桥的栏杆上看沙沟，镇上的灯不是一下子亮起来的，而是东一盏西一盏地亮起来的，那情景，就像是灯光一点一点地订正着小镇的沉默。
      ……十五年，就这样一闪而过，为了纪念它和已经废弃的轮船码头，我特地写了一篇叫《白鲸，白鲸》的小说，小说里的故事是虚构的，而里面的地名就用了沙沟，就是那个系在水边的沙沟。

（另一篇，记我们那时踢球哈，里面的学生就是偶们哈……）

      第一次在师范里接触足球时，我还穿着一双松紧口的布鞋。那时我正在操场边煤渣跑道上走，一只黑白相间的足球就朝我滚了过来，在操场上光着身子踢球的几个高年级同学就招呼我把球踢回去。我很兴奋，看着那几乎不动的足球，用力一踢，只觉得足球好重，足球是踢回去了，而我却崴伤了脚，一瘸一拐地走了好几天路。脚好了之后，我紧抠了几个月，买了一双球鞋，开始学踢足球，就这样，上了几年师范也踢了几年足球。不过踢得非常蹩脚。毕业时，同学们把已经看不出皮的黑足球放了气让我带回家。待我到了我分配的学校后，我心凉了半截，本来准备独享足球的，没想到学校里连半个足球场也没有，上面还坑坑凹凹的，像是我抠完了青春痘后的面颊，寂寞中有一种别样的疼。

      第二年秋天，我们学校分来了一位“苏大”的师范毕业生。我们很谈得来，谈到最后才知道他还能踢得一脚好足球，于是我又把那只饿了很久的足球找出来，用打自行车的气筒打气，我摁着气嘴他打气，好不容易才打了个半饱。球就这么踢了起来，很多学生在放学后都不回家，看着我们在泥操场上对跑着传球。其中一个胆大的学生加入了我们的队伍，我们开始三角传球。学生个子小，我们三个人踢球有点像两只老鹰带着一只小鸡在踢足球。再后来踢足球的学生多了，我们就干脆分成两队。 泥操场的东边长了一丛杂生的苦楝树，大部分是苦楝果落下来长成的，所以我们就用两棵苦楝树做门。我们进球的标准与学生们进球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能用力踢球，只能推射。而且高度也规定好了，膝盖以下才能算进。没有越位，也没有角球。两个队打半场球，改一个球门，我们轻易地对足球进行了革命。 　　　　　　　　　　　　　　　　　　　　　　      足球踢起来了，操场上的草就不用拔了，那些草都被我们踢光了。有时候我们踢高了，球打在苦楝树上，就会把苦楝果打得哗啦哗啦地往下落，像下雨一样，一阵又一阵的。有时球就干脆卡在了苦楝树的枝杈间，苦楝树长得严严实实的，会爬树的学生蹿上去，把球弄下来，又落下了一阵苦楝果雨。 其他老师看得好玩，也想过过瘾。我们怕他们受伤，就让他们当裁判。而这些裁判总是吹黑哨，在他们的默许和纵容下，学生们踢不过我们就派两个人抱着我们的双腿，而另几个学生就把球轻而易举地踢了进去。他们好像没有看见似的，还说进球有效。这就是我们学校的足球，也是我们喜爱的苦中作乐的足球。 　　世界杯要到了，我的那位球友兼同事从  家里抱来一台红塑料壳的九英寸的电视机。我和他用铅丝做成了王字形的天线，用毛竹竿竖了起来。那时转播球赛的是中央二套。我们那儿信号很不好，我和他只好一个人在外面转竹竿，边转边问里面，清楚了吗？清楚了吗?他就在里面回答说，听到声音了，听到声音了。后来一会儿又没有信号了，只好出去再转。吱呀吱呀的，就这样，因为足球，我和他度过了多少不眠的乡村之夜。 　　后来有的学生家长向校长反映，学生们的鞋子像狗啃似的，刚穿上没多久就把鞋底穿坏了，我估计为此学生们被打的不在少数。好在夏天到了，我们就光着脚丫踢球，苦楝树丛外是东围墙，东围墙外是一条大河。就是有名的建湖到高港的班船开过的那条大河。地图上叫做下官河。我们那里叫它为东大河。因为河面大，我和我的球友一般不敢使多大劲，踢得小心翼翼的。 　　足球还在草丛中滚动，我们开始教学生一些战术球：怎么人球分过、怎么争头球、怎么踢角球、怎么踢香蕉球，外旋还是内旋。学生们还知道了贝利、马拉多纳、巴斯滕、普拉蒂尼等一些名字。一个假小子的女生还在我们这个足球队踢过一阵子。后来她因故辍学了，再也没有见过她，不知她有没有怀念过这里的足球。 我们还教会了学生们怎么倒挂金钩。怎么向后仰起，把脚抬起。学生们学得还挺快的，有点模样，不过那段时间学生们的屁股跌得走路都有点变形了。 　　　　　　　　我们以为学生们劲不大，所以就没有警告他们，不要把球踢到苦楝树丛外的大河中去。但我们错了，这些野马似的蹄子已变得很硬很硬了。有一天我们目睹了一个学生把球踢得比苦楝树高得很多，好久球才从天空中落下来。再有一天一个学生就把球踢过了苦楝树丛的上方，飞过了东围墙，落到东大河里去了。不过我的这个学生还是蛮可以的，他攀上一棵苦楝树，再跳上围墙，不待我们反应过来，他就跳下去了，不一会儿一只湿漉漉的足球就飞过了围墙，飞到我们身边。 　　　　　　　　有了一次，就有了第二次第三次。有一次足球踢到了水里，还被一个放鸭子的老头当成鸭子拾到了鸭船里，他再也没有肯交出来。学生们和他争执起来，最后这个老头把足球交出来了，不过没有抛给我们，而是抛向了更远的河面。我们的学生也就扑向了水面，波涛把水面上的足球冲得一耸一耸的，学生们的头像足球一样，向那只水中足球靠拢着。这是我从没有忘过的情景。 　　　　　　　　　　　　　　　　　　　　　　　　很多年过去了。有一天我实在寂寞，一股热流在我身体里冲来冲去，找不到突破的门——我又一次去踢足球，而且踢的是倒挂金钩。足球打在苦楝树的树桩上，内胆真的就破了。球老了。像一个瘪下去的句号。我看了看苦楝树林。苦楝树林好像密了许多，一些小苦楝树也争着长了起来，这些都是我们足球无意踢落下来的种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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